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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段，保夫鲁沙，来一段！”战友们在喊。
保尔向前坐了坐，把书摊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营政委借给我的。大家安静下来，我就念。”
“行，快念吧！”
团长普济列夫斯基陪着政委，骑着马悄悄地朝这边跑来，只见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听小说。
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这群战士告诉政委：
“瞧，我团的侦察员有一半在这儿，个个儿都是好样的。瞧这个正在念的，还有那个，看见了吧？一个叫柯察金，一个叫扎尔基，一对好朋友，不过在暗地里你追我赶。以前柯察金是我们团最棒的侦察员，现在可是遇上对手了。你看，现在他们正在做政治工作，影响大得很。有人叫他们‘青年近卫军’。”
“念书的那个是政治指导员吧？”政委问。
“不，政治指导员是克拉梅尔。”
普济列夫斯基催马上前。
“同志们好！”他高声招呼。
大家扭过脸来。团长从马背上跳下来，走到战士们中间。
“朋友们，咱们是不是一块儿烤烤火？”他笑着问。和蔼可亲的笑脸使战士们觉得很亲切，像来了一位好伙伴。战士们亲热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因为他要到别处去。
团长在保尔的马鞍子旁坐下，说：
“抽抽烟，我带了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转脸对政委说：
“多罗宁，你去吧，我待在这儿了。有事的话，来通告我一下。”
多罗宁离开了。普济列夫斯基向保尔提议：
“往下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陷入沉思。大家都不作声，回忆着牛虻牺牲时的情景，沉浸在悲哀中。
普济列夫斯基抽着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悲壮的历史！”谢列达先发言了，“他为了追求理想，这么坚强，受了这么多苦，真是位英雄。”他很激动，书中的人物给了他强烈的震撼。
福米切夫从前是在“白教堂”那个地方给鞋匠打下手的，这时他吼道：
“如果我遇到那个神父，我非立刻干掉他不可！”
安德罗秀克慢慢地说：
“一个人死，情况是不一样的。要是为了真理而死，那么他会有一种力量，一种英雄气概。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波菜卡。在敖德萨，白匪把他包围了，他拿着手榴弹，冲进白匪中，自己引爆了。他自己没落个全尸，而在他周围，白匪倒下了一大片。他是个普通人，不过值得为他写点儿什么。在咱们的伙伴中，了不起的人太多了。”
他撮了口茶水，又说：
“但也有人死得连狗都不如，真卑鄙、耻辱。当时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一带打仗。我们在公路上奔跑，追击匪兵。我看见有户人家的篱笆墙上拴了三匹马，全备着鞍子。
“我们想，这下能活捉这伙波兰匪兵了。我们猛冲过去。拉脱维亚人的连队握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冲进屋里，我们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事情。原来是我们的三个侦察员在欺辱一个妇女。他们已经把她按倒在地上了。我们的拉脱维亚连长发火了，他猛喝一声，三个家伙全被抓住，拖到了院子里。我们中大部分是拉脱维亚人，只有连长我两个俄罗斯人。连长姓布列季斯。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不过我明白：他们要干掉那三个败类。那三个家伙被拖到马厩前。其中一个还不服气，拼命挣扎着，说不该为了一个女人就毙了他。另两个在求饶。
“我有些着急，对连长说：‘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吧。何必为了处理这些家伙而耽搁时间呢？’连长疯了似的瞪着我，用俄语对我大吼：‘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帮坏蛋竟敢给全军抹黑。不能让败类活下去。’
“我吓得走出院子，背后响起了枪声。我们重新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攻下来了。这三个混蛋还不如狗。据说他们参加咱们队伍前，是土匪头子马赫诺的手下。”
安德罗秀克打开放着面包的背囊。
“这样的坏蛋混进咱们的队伍，我们要警惕，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的事业。”他说完了，喝起茶来。
夜深了，侦察员们才睡觉。团长也睡着了。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在记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拴好马，便去找克拉梅尔。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想去骑兵第一集团军，你觉得怎样？他们肯定要打大恶仗，真过瘾，而我们却闲着没事儿。”
克拉梅尔吃惊地瞧瞧他。
“想走？你以为红军是什么——想换就换吗？不像话！”
“在哪儿也是打仗，都一样。我又不是开小差溜到后方去。”保尔抢着说。
“不行。”克拉梅尔断然拒绝，“还有没有纪律呀？保尔，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儿无政府主义，心血来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有铁的纪律，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决不能自作主张。团长没同意你吧？那这事儿就别再提了。好好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