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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拉经常来探望保尔，所以巴扎诺娃认识她。
“柯察金同志，我们约好了，临走前您得见见我父亲。还记得吧？我已经把您的详细病情告诉了他。我想让您接受一次他的检查。今天晚上就可以进行。”
保尔马上答应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仔细地为保尔做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她还带回了X光片和所有的化验单。专家不仅回答了女儿的问题，还用拉丁文说了许多话。巴扎诺娃听得脸色苍白。保尔察觉到这些。他望着教授那有些谢顶的大脑袋，注意着他敏锐的目光，竭力想从中知道点儿什么。然而教授始终不动声色。
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教授很绅士地与他道别，说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他的女儿会告知保尔检查结果。
巴扎诺娃的房间格调高雅，精致脱俗。保尔倚在长沙发里耐心等着。但是女医生正犯着难，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怎样解释。因为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那目前的医学水平尚无法治疗的致命的炎症正在日益加重。教授不同意再进行外科手术：“这个年轻人有瘫痪的危险，但我们却无法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
做为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实话实说。她揣度再三，决定向保尔透露一小部分实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在叶夫帕托里亚做治疗会对您的病症帮助很大。到秋天时您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她这样说，但她忘了保尔那正注视着她的目光有多锐利。
“从您的话里，或者更准确些，从您那无法说出的话里，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我病情的严重性。您该没有忘记，我向您请求过，一定要告诉我真相。不必隐瞒，不用担心，我不会被吓昏，更不会绝望地去自杀。我只是希望知道自己的将来。”保尔表达他的愿望。
但巴扎诺娃还是很巧妙地扯远了话题。
到了当天晚上，保尔仍未了解实情，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样。临别在即，巴扎诺娃轻轻说道：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情。在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需要我的帮助或是建议，那就来信吧。我会尽我一切努力的。”
从窗口，她注视着身穿上衣的保尔那高大的背影，目送他拄着拐杖，吃力地从大门口走向一辆轻便的出租马车。
又一次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人们头上顶着绣金边的小圆帽，脸膛黝黑，噪门粗大。旅客们经过十几分钟的汽车车程，就到了“迈纳克”疗养院——一座石灰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带领新来的人去各自的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停在十一号房间门口，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您就和埃布纳同志一块儿住这间吧。他是德国人，想找个俄罗斯室友。”医生边解释边敲门。
屋里传来不纯正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把手提箱放下。他转过身，看到床上一位金发男子正眨着一双漂亮有神、仿佛会说话的蓝眼睛。他正和蔼可亲地冲保尔微笑着。
“古腾摩跟，格诺赛。对不起，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同时朝保尔伸过手去。他那手指细长的手苍白而缺少血色。
几分钟过去了，保尔坐在德国伙伴的床边，两人正在用“国际通用语”交谈——其实语言不很重要，主要是靠些单词，配合手势、表情进行猜测在了解对方。总而言之，他们用上了国际语中约定俗成的全部表达方式。
保尔已经知道德国工人埃布纳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大腿中弹，这次再次被迫卧床是因为早伤复发。他虽然病痛难耐，而始终斗志昂扬。这立刻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感到格外高兴能有这么好的一位病友同住。他不会从早到晚发愁哀叹自己的病情，相反，在跟他待在一起时甚至连自己的痛苦也能抛到脑后。
“可惜的是我一句德语也不懂。”保尔暗自遗憾。
花园的一个角落里，一张藤桌周围放着几把摇椅和两辆轮椅，有五个人会在每天治疗后在这里泡上一整天，他们被其他人称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埃布纳半躺在轮椅上。另一辆上坐的是被禁止步行的保尔。另外三个人，分别是：爱沙尼亚人魏曼，一个大胖子，在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年轻女郎玛克塔·带琳，来自拉维脱维亚，是个外表像是才十八岁，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的姑娘；列杰涅夫，西伯利亚人，身材魁梧，两鬓斑白。很显然，这五个人来自五个民族：德意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埃布纳就请他们做翻译。埃布纳和保尔同住一室，他又因和玛尔塔、魏曼有共同语言而亲近，而保尔则是因国际象棋与列杰涅夫相识。
保尔曾是疗养院的国际象棋“冠军”，这是在英诺季夫·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到来之前。这个冠军称号是他在激烈的争夺战之后从魏曼手里夺来的。平日少言寡语的胖小伙子魏曼输棋后，一直心里不平衡，不服气，窝一肚子火。好在不久后，一个长相比他老五十岁，真实年龄却年轻得多的魁伟的老头儿入院。他向保尔邀战。保尔没有心存戒心，开了个后翼弃俗局。而列杰涅夫挺进中卒回应。作为一场“冠军”与新来棋手的比赛，观众自然有很多。然后在第九步时保尔发现，对方的小卒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稳步进军。他这才明白，自己遇上厉害角色了，不该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