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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和吴峰的通话，郭阳又想到了才离开两天的余洪海。
两人已初步达成了合作投资农业机械装备的意向。
余洪海将以他的维坊谷沃机械有限公司参与投资，但郭阳还没想好具体该采用怎样的经营模式。
他只是看上了余洪海的营销渠道以及他积累的人脉，并不是很想与其合资。
如果能收购就好了，郭阳这样想着。
千头万绪，郭阳第一次感觉到忙不过来。
这两天首都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杨成也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
“老板，要不要平仓？这半个月上涨得厉害，建议及时获利了解。”
同样的话，郭阳已经听了无数遍，每次也会不厌其烦的让其继续加仓，只要保持保证金的安全比例就行。
但杨成还是会每天汇报一两次。
烦归烦，但好在是幸福的烦恼。
而且外盘期货和注册香港公司的事也已经在逐步的落实了。
回过神来，郭阳看着种子商店里的62点自然能量，想着该定向培育哪些品种。
玉米、小麦、棉花、大豆、辣椒或者是其它的？
这些天苜禾农牧已经陆续开始播种紫花苜蓿，但自然能量获取的速度反而变慢了。
看来等到明年紫花苜蓿灭茬还田前，都很难快速的获取自然能量了。
好在剩余的地应该还能提供几十点，加起来也还有一百二三十点可以用于培育种子。
郭阳大概算了下，20万亩盐碱地的工程改良大概能给他提供两百点出头的自然能量。
平均1000亩获得1点。
普通的紫花苜蓿也有改良土壤环境的作用，再加上生物还田，也许未来一两年也能获得一些自然能量。
但也很难说，毕竟中下层的盐碱土未进行工程改良，盐分很可能通过地下水再次上涌。
只有苜禾1号大规模种上后，20万亩盐碱地改良才能算是告一段落。
总体来说郭阳能接受，这可比自己搭建科研育种体系可省心多了。
那些跨国种企，每年投入十几亿刀的研发费，也远比不上他的育种效率。
而国内的大中小型种企，连续几年，甚至十几年每年投入几百万、上千万、上亿的研发费用，很多时候也难以培育出有价值的品种。
更多的是通过拍卖或者其它形式获得科研院校的植物新品种权转让。
国内种业市场开放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千万元级别的大单。
2005年，我国单个水稻新品种的最高转让价——1000万元在金陵产生。
2008年，两优1128被龙平高科以1180万元拍得专属使用权，创下了杂交水稻“标王”纪录。
2010年，首都农作物品种转让权拍卖会上，某家首都的民营企业分别出资500万和700万一举拿下了两个大豆品种的独家生产经营权。
而到2023年时，品种转让价的最高记录被豫省新香的某款小麦品种推高到了1600余万元。
但这些都是极少数的个案，更多的品种是被收藏在了某个种质资源库的不起眼角落，等待着再次启封的那天。
在农业领域，一直存在着科研和产业脱节的问题：农业的科技成果很多，但转化率很低。
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常年不足10%。
绝大多数成果都只是作为一份文件，被锁进了抽屉里。
实验室与大田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以品种权转让为例，除了少数热门品种实现了百万元级别以上的高收益，大部分历经多年选育而成的品种，转让价格不足10万元。
更多的是无人问津。
所以，当种子公司的人挥舞着钞票联系上西北地区各科研院校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最终种子公司采用买断的方式获得了包括玉米、小麦、油菜、甜椒、辣椒、西红柿、马铃薯、孜然等100余个品种的品种权。
此外，种子公司还趁机从这些院校的资源库里收刮了一大批已过了品种保护期的植物品种。
价格嘛，象征性的给了点茶水费。
而买断的品种转让价格大多在5万-20万元不等，偶尔也有稍贵一些的，但最终种子公司预计的2000万元品种权转让费并没有花完。
站在这些科研院校的角度，很多沉积的品种都难以在市场上有竞争力，或者是缺乏推广和转化的渠道。
其对品种转让价格的最低要求便是收回成本，即补偿其在选育品种的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
而在郭阳的属意下，种子公司对转让价格卡得也不是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