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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到达时，这位原本做钳工的区委书记正在吃晚饭。托卡列夫招呼保尔坐在桌旁。
“有什么新情况，说说看吧。达丽娅，给他盛盘饭过来。”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娅·福类尼史娜长得高大粗壮，跟她丈夫正好相反。她端来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擦擦湿润的嘴唇，亲切地说：
“亲爱的，快吃吧。”
从前，托卡列夫还在铁路工厂上班的时候，保尔经常在他家坐到很晚才走。这次还是他回城以来第一次来看这位老人。
老钳工仔细倾听着。他自己不作任何评论，只是一边应和着，一边忙着用勺子吃饭。吃完饭，他用手绢擦擦胡子，又清清嗓子才说：
“显而易见，你没有错。我们早就该抓抓这类事情。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就该从这个厂抓起来。
“你跟茨韦塔耶夫大吵了一场？这可不好。那个小伙子确实有些骄气，可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对了，你在厂里担当什么职位？”
“我在车间里做电工助手。就这么着，意思是，做那么一点事。我在团支部抓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那在团委呢？”
保尔无话可说了。
“哦，……前一阵子身体没完全好，加上想多看点书，学习学习充实一下自己，所以就没正式参加领导班子。”
“你看，这哪儿行呢？”托卡列夫不以为然地提高声音道，“孩子，只有身体虚弱这一条，能让你免遭一顿批评。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是的。”
“那好，那就扎扎实实把工作抓起来，别再有托辞了。你见过谁是轻轻松松就办好事情的？再说人家会说你自己袖手旁观，逃避责任，对这些你根本辩解不了，明天你就要改正。那个奥库涅夫，也该挨骂。”托卡列夫用明显不满的语气结束这段话。
“老大爷，这也不都怪他。”保尔替奥库涅夫申辩，“是我求他别让我担担子的。”
托卡列夫哼了一声，像是在嘲弄：
“你求求他就同意了？真不像话，你们这帮共青团员！唉，算了，不管了……过来，孩子，按老习惯，给我这老眼昏花的老头子念念报纸吧……”
党委赞同团委大多数人的看法。于是，人人以身做则，从自己做起，遵守劳动纪律——这样一个艰巨而重要的课题，摆在了全体党团员面前。大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批评，刚开始他还像只好斗的公鸡那样表示不服，但后来，党委书记洛巴欣批驳得他哑口无言。这位身患肺结核、脸色白里泛黄的老同志老当益壮，一番话使得茨韦塔耶夫无法招架，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几篇登在墙报上的文章引起众多工人的反响，他们大声地念着文章，并热烈地讨论起来，晚上，参加团员会大会的人特别多地讨论的中心议题便是那些文章。
菲余被开除了团籍，团委会新增加了一名主抓政治教育工作的委员，就是保尔·柯察金。
涅日丹诺夫讲话，大家格外的安静，听得格外的认真。他在讲话中指出铁路工厂已进入了新阶段的局面，并谈到工厂面临的新任务。
散会后，保尔在外边，等着茨韦塔耶夫出来。
“一起走吧，咱们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面前，说道。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语气生硬。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同他并肩走了几步，来到一张长凳旁边。
“坐一会儿吧。”保尔自己先行坐下。
茨韦塔耶夫坐下了，手里的香烟烟头忽明忽暗，闪烁不定。
沉默蔓延在两人之间，有好几分钟。
“茨韦塔耶夫，说吧，你为什么讨厌我？”
“原来你要谈这个，我以为与工作有关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显得很做作。
保尔毅然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了，有话就直说。为什么你老是看我不顺眼？”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扭扭身子。
“缠我问这干吗？谁恨你了？最早提出让你出来工作的是我。当时你一口拒绝了。结果现在倒像是我在排挤你似的。”
保尔听不出半点诚意。于是仍旧把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
“你不想说，那让我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以为我想挡你的道，想挤下你坐上书记的位子，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你也不会为了菲余的事跟我大闹一场。这样别扭下去对我们的整个工作是有害无益的。要是这仅仅影响咱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那无所谓，随便你去怎么想都成。可以后咱们还要一起工作，这样产生的后果会怎样？所以，你听我说，咱们毫无必要势不两立。你我一样，都是年轻工人，只要你认为大家共同的事业是第一位的，就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团结协作一起努力。如果你不愿剔除那个小人念头，继续破坏原则作无谓的纷争，那么，为了不损害事业，我会寸步不让，坚持斗争。这是我的手，伸向你。握住吧，这是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他感觉到在他的手掌上，已经放上了茨韦塔耶夫那骨节突出的大手。
一星期后，快下班了，区党委的各个办公室已渐渐安静下来。托卡列夫还没走。这位老人正坐在圈椅里，全神贯注地看一些新材料。这时候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说道。
进来的是保尔，他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东西？”
“是我担负责任的时候了。您看，老人家，这是我的保证。全是诚心的话，支持我吧！”
看了表格，又看了一眼年轻人，托卡列夫在保尔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年份栏上认真地、工整地写上“一九○三年”，随后在旁边附上自己的名字。
“我非常信任你，孩子。你会为我争气的。”
房里又闷又热，使人透不过气来。人人都想去那火车站旁的索罗缅卡路边的树下凉快会儿。
“保夫卡，我都快热晕了，别学了。”茨韦塔耶全身大汗地对保尔说。卡秋莎等人也附和着。保尔合上书，结束了学习。
正当大家要走的时候，那部挂在墙上的老电话响起了刺耳的铃声。茨韦塔耶夫抓过话筒用最大的声音向电话喊着。
他挂了电话，回身对保尔说：
“装载着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两节专车上的灯坏了，车开出车站前必须修好。保尔，你还有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这是个紧急任务。”
一号站台，两节国际列车的豪华车厢。一节里灯火明亮，宽大的窗户向外射出一片明亮的光线；另一节却漆黑一片。保尔来到车厢旁，正要抓着扶手走进车厢。这时，从岗厅那边跑来一个人，他按住了保尔的肩膀，问道：
“嘿，你要去哪儿？”
熟悉的声音使保尔回头向那人看去。头顶大盖帽，身穿皮夹克，鼻子细长而高，还满脸严肃。
看见是保尔，阿尔秋欣松开了手，表情也不再严肃，但他却还是不解地盯着保尔手中的工具箱。